2025年新年之际，喜闻上海电影译制厂原厂长乔榛荣获全国优秀离退休干部的荣誉，一段往事便突然涌上心头。
父亲查敏行（原名查美蓉）出生于1906年，为浙江海宁查氏第二十世。海宁查氏是江南望族，康熙皇帝下江南去海宁时，曾为查氏祠堂题了“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的匾额。父亲年少时，因为祖父生病，家道中落，于是在14岁时就离开海宁袁花老家去了江苏盛泽做学徒，三年后在米行做职员。其间，他夜读《论语》“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突然感悟人生必须注重实际，脚踏实地，重行轻言，故自己改名为“查敏行”。
1930年，父亲经介绍到上海闵行的电灯公司做了账房先生。当年闵行电灯公司老板是乔世德，也就是乔榛先生的祖父。父亲在电灯公司任职期间，乔老板与日本人打官司，父亲不惧日本人淫威出庭做证，为打赢官司立下汗马功劳。从此，乔老板便将他视为知己。
于是父亲成了乔老板家的常客，与乔家少爷乔汉祥成为哥们。据父亲讲，少爷年轻时候因为要花钱，但是他父亲又不愿意给他，所以便经常找去父亲那里拿钱。每次，父亲都给他打掩护，所以两人关系很好。
1931年，乔老板转投经营上海市区到张堰航线的沪张轮船公司。当时，张堰镇是浦南重镇，米业发达，据说鼎盛时期上海市场上供应的大米六分之一出自此地。当年往返市区和张堰的轮船是“新福兴”轮。一直经营到1937年日本人从金山卫登陆，轮船被国民政府征用。
当年乔老板旗下的“新福兴”轮为什么被国民政府征用？据父亲说，当时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日本鬼子沿着长江推进，形势严峻。为了阻止日本海军利用长江航道发动进攻，国民政府征用民用船只，在武汉上游航道将这些船沉入长江。“新福兴”轮在武汉集结了员工，驾驶“新福兴”轮驶向指定位置，然后弃船沉江。
乔老板为了国家民族，付出了重大的经济代价，为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新福兴”轮沉江以后，人员遣散，各奔东西。当时日军大举进攻中国，大片国土沦陷为敌占区。父亲绕道香港回上海时已是1938年的农历正月十五。找到乔家少爷，才知道老太爷已经去世，公司由少爷管理。父亲向他汇报了武汉“新福兴”轮处置事宜后，受命到新开的张申轮船运输公司做管事，重新回到张堰镇，负责上海到张堰航线的货运。
当时在日本人的占领下，航运业务难以为继，1940年以后不得不放弃。经与乔汉祥先生商量，父亲留在张堰镇，转向投资米行，先后与人合伙开了协大和德大米行，一直经营到上海解放以后。
1938年至1939年，上海市面上粮食紧缺。当时乔老板家在上海太原路和平村，而我父亲还是在张堰的张申轮船运输公司做管事。主要任务就是往市区运大米和其他被日本人封锁、市区买不到的东西。当年冒着被日本人杀头的危险，父亲给乔老板一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活物质。这种生死之交，让乔老板父子两代人与父亲的深情厚谊长达几十年。
多年之后，乔汉祥到张堰镇上来看望我父亲。当时市区到张堰交通不便，来回起码要半天时间。汉祥先生应该也上了年纪了，但还是乘公共汽车到张堰看望父亲，互诉家常。据父亲后来回忆，当天汉祥先生带了礼品，到我父亲居住的地方探望，还给父亲带来了500元人民币。父亲婉拒了。
现在，父亲和我大姐都已经离世了，但是当年情景宛如眼前，令人唏嘘不已！父亲生前曾讲到乔汉祥先生当时馈赠钱款时他为什么不接受的原因时说，做人要明白什么钱可以拿，什么钱不可以拿，君子安贫，达人知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些教诲也是我以后几十年工作中的座右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家教是非常重要的。
我大哥回忆，他小时候曾经跟随父亲去过乔老板在太原路的府邸。那是上海解放初期，家里实在困难，那天父亲原打算去乔老板那里借钱，但是到他家以后，看到汉祥先生家也不复以往，便不敢开口了。只说来看看老板，结果被老板看出来了，说：“敏行，你肯定有什么事情找我，你说吧。”
父亲终是不敢说了，稍作片刻，就准备告辞。这时，乔老板突然从他的皮包里面拿出钱来，塞给父亲：“敏行，这是我今天刚刚拿到的定息，你先拿回去用，我总归有办法的。”我父亲坚决不收，但乔老板说：当年日本人封锁，你冒死给我们一家送米，这些钱你先用。你现在在乡下，如果不到万不得已，你肯定不会找到我的。这钱你今天一定要收下。父亲收了钱，老板才放他走。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但是凭我对父亲的了解，他当时肯定是走投无路才去找以前老板的。
自从那次乔老板汉祥先生来张堰古镇看望我父亲以后，成为我父亲晚年生活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和乔老板两代人之间的友谊，我们后人虽然现在知道得不多，但是可以想象他们之间这种生死之交的友谊，不论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都难以磨灭。
父亲生前一直与我们讲到乔老板对他的关照，他在乔老板的轮船公司工作的这些年是他一生中受益最多的。所以我们子女都知道父亲和他的乔老板。人与人之间真诚的友谊和人性的光辉，滋润和庇护了他们各自的后人安然无恙。愿天堂里的父亲和他的两位乔老板能够再叙当年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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